鹽鐵論59章讀后感
鹽鐵論59章讀后感
鹽鐵論59章讀后感
《鹽鐵論》一書，正是中國軸心時代過后，經歷數(shù)紀戰(zhàn)亂，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tǒng)時候出現(xiàn)，乃千古一書，其中妙旨，于今視之，意義可觀。而侯外廬先生 亦有言直接從經典閱讀為思想史研究之基本，由此，作此筆記，以不才之心，揣測前人遺說，作如是觀。本文之基本觀點,力求說明鹽鐵政策之于漢帝朝實行乃是內 憂外患導致財政吃緊之必然結果,而其中桑弘羊君之作為,不可不提.。而鹽鐵專賣之得失，于當時有其必要，于今亦有其公論。
一 鹽鐵會議前因
秦滅六國，為四海作統(tǒng)一之制，全然是為漢朝開路。而漢承秦業(yè)，其官制法律亦襲用前朝。而中國之體制與治國理念，基本于漢代定型，所謂“百代皆行秦政 事”，漢亦是多有創(chuàng)獲，漢武帝時候更是基本開創(chuàng)中國第一大封建帝國之盛況。武帝好大喜功，后人褒貶不一，而對于其內政外交，皆賴帝國財政之傾力支援，其中 之功，則首推理財家桑弘羊推行之鹽鐵政策，所謂鹽鐵政策主要就是把本來屬于民間的鹽鐵業(yè)收歸國有，由國家專營，同時兼有均輸平準改革幣制等經濟措施，國庫 由此獲利良多。鹽鐵新政，一因觸及豪族大賈實際經濟利益，二因意識形態(tài)上宗法管仲公與法家之輕重說，與儒家黃老皆有背謬;三因專賣政策實施上的技術問題， 百姓對官方鹽鐵的質量多有不滿;所以民間亦有頗多怨聲。
武帝時，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zhèn)鳌?漢武帝名義上接納，而其中關節(jié)，到底還是外儒內法，宣帝所謂‘吾家家法，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此中意味正如 黃仁宇所謂“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tǒng)一帝國的正規(guī)思想�！�(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三聯(lián)書店 1997年4月)武帝朝，武帝強勢過人，凡是反對鹽鐵政策者都受到打壓，如顏異竟以“腹誹’’見誅，而職位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卜式也以此貶逐(二人事跡 詳見《史記·平準書》)。
武帝駕崩，而幼主昭帝立。所以西漢昭帝浦立，雙方矛盾迅速公開激烈化，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下詔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國 所舉賢良文學60余人至長安， “問以民所疾苦”(《漢書·食貨志》)。而賢良文學“祖述仲尼”，把民間疾苦之因直接指向鹽鐵政策，所以與朝廷主持鹽鐵政務的大夫桑弘羊就鹽鐵官營問題所 引起的有關國家政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賢良文學并非今人所理解之文學家之流，乃是漢代選拔人材之科目，賢良乃是有功名之人，文學乃儒者，是以研究儒家經典 為生的專業(yè)人士，所謂“善禮樂典章”。而推行鹽鐵政策的主管桑弘羊則于鹽鐵會議上舌戰(zhàn)群儒，舌燦生華，為鹽鐵官營等措施辯護。此會議結果是僅僅是由商弘羊 主動提出解除酒專賣，“后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但是鹽鐵會議的象征意義則更為深遠，因其中雙方之往來交鋒詰難，使得討論問題不斷深化，(“當面相詰 難，頗有其議文”《漢書車千秋傳贊》)范圍基本囊括了中國古代之基本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亦是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最后一次公開大論戰(zhàn)。
二 漢武帝之財政危機
鹽鐵會議談論當時經濟政策，除了鹽鐵專賣，榷酤官營就去涉及很多經濟措施，如均輸，平準，而今天則著力討論鹽鐵之政，舉桑弘羊之說為本，而兼涉及其 反對派之言論。說鹽鐵之政，不得不談論漢代財政。胡寄窗先生論說中國封建時代，說起土地兼并、財政困難和貨幣問題是其一直揮之不去的三大威脅。其中尤其以 財政問題最為突出，因為土地兼并與貨幣貶值都是對財政的極大威脅。漢代創(chuàng)國之初，因為贏政暴-政流弊，以及連年征伐，生產受到極大破壞，國力貧乏，甚至連天 子出巡也不能乘坐四匹毛色純一的馬車，只能乘坐牛車，《史記·平淮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互乘牛車,齊民無藏。”高祖劉邦與惠帝呂后都是采取休 養(yǎng)生息的黃老之策，國稅定在“什五而稅一” ，文帝參加籍田大典以視重視生產，可見當時以農業(yè)經濟作為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漢代的財政狀況并不起色。直到景帝，此時漢代經過六十多年積累，終于出現(xiàn)傳說 中的 “文景之治” “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財” 景帝甚至實行“三十而一”稅(《史記 平準書》)。 《漢書·食貨志上》:“……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京師之錢累百萬鉅，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但是這僅僅是在既定 情況不變的情況下，當時有以前君主從未遇到的因素讓武帝的財政陷入危機。
首先根據(jù)史書記載，在武帝執(zhí)政期間河南關東等地出現(xiàn)了兩次比較大的災荒，兩次比較大的水患，賑災費用每次都在數(shù)十億之多。其次也是最關鍵的因素就是 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戰(zhàn)。漢初自從白登大敗之后， “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同時采取屈辱性的和親政策，單是匈奴并未停止對邊境的騷擾。根據(jù)黃仁宇的年降雨量十五毫米的標度，在邊陲地區(qū)，靈活而且好戰(zhàn)的匈 奴是占據(jù)了很大優(yōu)勢的，而戰(zhàn)爭拼的更是財政，每次戰(zhàn)爭成本以及賞賜撫恤花銷將達幾十億甚至上百億錢，根據(jù)《史記·平準書》記載，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 年) “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zhàn)士”。根據(jù)據(jù)現(xiàn)代人的估算，當時一個正常年份的田租，芻稿稅，更賦，算賦，賣官鬻爵、贖罪等財政盈余約在四 十億到八十億之間，所以文景之治之后國庫充盈的記載已經往事。
以上兩點是財政困境的主要原因，而推動鹽鐵政策的還有其他因素。第三點原因則比較隱蔽。眾所周知，封建主義一詞脫胎于西歐社會，歐洲從9世紀到大約 15世紀建立在以封地采邑的形式占有全部土地，及由此而建立的領主與封臣的關系基礎上的政治經濟體系，以佃農的效忠、服兵役以及沒收財產為特征。梁漱溟認 為中國自戰(zhàn)國就脫離封建制度，所以形容中國幾千年來政治其實并不貼切，僅僅是名詞而已，秦朝以后的則是“家產官僚制”。在韋伯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 教》提出，先秦之前是封建制，而秦漢之后則是 “家產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所以秦漢以來，中央集權之趨勢越來越強烈。同時漢代的行政基本按秦的郡縣制，曾經有設立過州，但多是虛級，所以地方財政基本還 是郡縣兩級，詳見馬大英先生《漢代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漢代財政史》。錢穆曾說:“中央恭儉無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會各方之活 氣�！敝醒胝c下層之間缺乏有效的中層機構，作為活動之樞紐，因此黃仁宇批評說“因此皇帝的作為，更只能擴充及保障自身的權威。這種情形，表現(xiàn)著中國傳 統(tǒng)君主專制的一個最大弱點�！庇谛鄄糯舐缘臐h武帝來說，到達他心目中的盛世的惟有對權力的無限集中，通過推行經濟政策，可以全面掌握行政權力——今人評價 漢武帝所謂“鷹擊為治”，全民-運動。每有外患，往往成為最高統(tǒng)治者攬權的最佳時機，這好象是中國歷史的'慣性。
諾斯認為制度變遷是一個追求潛在利潤的漸進的制度過程。規(guī)則、習俗和傳統(tǒng)會內化在人們的精神和行為中，成為一種穩(wěn)定性的、支配性的力量 (North,1990)，因此在是偶發(fā)性的矛盾第一，二個因素之后，加上第三個制度變革的內在動因決定了鹽鐵制度出籠，同時武帝認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 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薄妒酚浧交磿凡豢暗蹏斦摵芍氐奈涞鄄捎蒙：胙蛑}鐵專賣政策。
三 鹽鐵會議爭議
據(jù)傳最早是周厲王實行鹽業(yè)專賣政策，而日人加藤繁則認為鹽鐵專賣始行于漢武帝元狩年間。春秋時代，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為增加齊國財政收入，即有 “官山海”之說，“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漢武帝元狩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漢武帝正式實行鹽鐵專賣政策“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 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 秋豪矣�！� 據(jù)《漢書·地理志》統(tǒng)計，西漢政權先后在27 郡設有鹽官35 處;在40 郡設有鐵官48 處。而在重農抑商的漢代，武帝以工商戶掌握天下財政，以他們打擊商賈之同時亦表示最高統(tǒng)治者與商人資本的結盟，在封建土地私有的邏輯上官營商業(yè)必然結果。 桑弘羊其人，(前152～前80)，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13歲入侍宮中。自元狩三年(前120)起，其政治生涯貫穿武帝之世， 歷任大司農中丞、大司農、御史大夫等重要職務，掌管天下財政大權四十余年。此外，還組織了60萬人屯田戍邊，防御匈奴。這些措施都緩解了經濟危機，連不同 意他觀點的司馬遷也評價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
鹽鐵會議開場，賢良文學不問鹽鐵政策實行緣由，即從利義之別，本末之情請求罷免鹽鐵之政“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 示以利，然后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愿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yè)，便也。”這點也是他們論戰(zhàn)的基本論調:貴義賤利，重本抑末，主張 教化。而桑弘羊則力陳鹽鐵政策是為邊防籌備費用:“匈奴背叛不臣，數(shù)為寇暴于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系獲 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zhí)備之用，使備塞 乘城之士饑寒于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 而賢良文學的對策竟然是:“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zhàn)，善戰(zhàn)者不 師，善師者不陣。修之于廟堂，而折沖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于天下，惡用費哉?”《本議》希望用教化來感化匈奴以及割據(jù)勢力，實在是迂腐�！扒覕�(shù)戰(zhàn)則-民 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币彩菍嵡�。和親懷柔政策都應該建立在基本的實力上比拼上，而正式漢武帝的一系列文治武功，在軍事上占據(jù) 了優(yōu)勢，才讓后來的皇帝與匈奴有議價的本錢。
討論第二點是因為桑弘羊認為鹽鐵政策可以打擊豪族。因為采鹽僅僅是經濟上與政府對立，但是采鐵常聚集與深山，“鼓鑄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 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奸。乘利驕溢，散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愿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偽之 路�！纱擞^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本郾娚畹�，政府鞭長莫及，所以是對政府的一個威脅——而豪族是威脅國家的大害，侯外廬嘗論中國地主，一為 素族地主，一為豪族地主，霍光王莽當屬后者，而豪族一直是與皇權的一大威脅。 “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yè)，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眾。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眾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 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xiāng)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奸偽之業(yè)，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者，廣 進賢之途，練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他同時認為，“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這里涉及一個 關于天下山海產權的問題。
關于鹽鐵專賣的權力收回，有人往往評判過于巧-取-豪-奪，其實此亦有根據(jù)。根據(jù)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考證，上古時代，耕地實行井田制，平均分 配，而江海陂湖山澤都是屬于天子，周失天下，這些都被諸侯侵占，后來漢代又屬于帝室，但是并不禁止商賈庶民開采與使用，——大概是管理成本太高之緣故，所 以只是征收稅收。日本學者加藤繁將前漢財政劃分為國家財政和帝室財政，它們分別由大司農與少府分別運作。而當出現(xiàn)財政危機之后，漢武帝將屬于少府的市井 稅，江海陂湖稅，山澤稅交給大司農充作國家收入，而這兩項則發(fā)展為鹽鐵專賣的根據(jù)，因為鹽鐵均出自此間。從此界定，帝王在法理上是所有者，是完全可以逝適 時將鹽鐵之專賣權力收歸國有。
而賢良文學認為既然不需要擴充軍費，就可以藏富于民，不該與民爭利�！懊袢瞬赜诩�，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 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zhí)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于 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 但是我們不得不注意，所謂藏富于民，這個“民”不會是老百姓，因為鹽鐵之利獲得多半在于豪族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 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禁耕第五>所以這點基本是空話。
同桑弘羊認為國家危害在于豪族不同，文學賢良將疾苦矛盾直接指向權臣“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yè)之 起，貴人之家，云行于涂，轂擊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zhí)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同時指斥官僚的 腐化奢侈:“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衛(wèi)，輿服僭于王公，宮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臨淵釣魚，放犬走 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雞，中山素女撫流征于堂上，鳴鼓巴俞作于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纻，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劍”這兩點表示了民間對官 商攫取巨額利益的不滿，但是也說明不了鹽鐵政策何以應該私人經營。但是賢良文學對官辦壟斷經營下，鹽鐵政策的弊端倒是為百姓說了實話�！胞}、鐵賈貴，百姓 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櫌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fā)征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 《禁耕篇》
在古代低下的行政效率下，由于缺乏中級有效樞紐以及技術上的支持核算體系，中央政策往往沒法準確落實，所以官辦的產品往往質量不行，這點是和整個封 建官僚體制伴生的，不能全推在鹽鐵政策上，至于“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 之矣�！�，進行硬性攤派，只看產量，不重質量，這些都是同樣的制度原因。應該注意的，鹽只是進行流通領域的壟斷，就是生產還是在于農戶，而鐵器因為往往是 在于深山之中，所以生產也被國家壟斷，結果就是鐵器質量是最被抱怨的。但是桑弘羊在辯論中對鐵生產論述說:“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 家人合會，褊于日而勤于用，鐵力不銷煉，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 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認為在國家大批量經營之下，技術和工具都有專人指導，是優(yōu)于百姓個體生產的。這種論斷無論當時具體情況如 何，今天看來仍舊難得，已得規(guī)模經濟的深邃�！端灯穼}鐵辯論的結果 桑弘羊“據(jù)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恧然，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
鹽鐵會議結束后，時隔三十余年，至元帝時，當年親身經歷此事的桓寬根據(jù)這次會議的文獻,進行加工和概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shù) 萬言”(《漢書·公孫、劉田傳贊》)，成《鹽鐵論》60篇�！稘h書藝文志》記載“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 撰次之�！被笇捠侨逭�，且《鹽鐵論》的成書年代是在比較保守的元帝時代，所以基本桓寬是站在文學賢良的立場上來撰寫鹽鐵論一書的，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 第五章中稱“在鹽鐵論卷末雜論一篇中雖稱桑宏羊為博物通士,使巨儒宿學,不能自解,而對于儒學則備加贊譽，主觀上同情于尚六藝的文學,貶斥務權利的大 夫�！碑敃r漢代中央集權趨于穩(wěn)定，當年鹽鐵政策的推行者早已在政治斗爭中落敗，元帝本人又極其保守，世風流于“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貴義賤利， 重本抑末，黜奢崇儉等觀念，終于變成支配經濟思想領域的一大倒退”(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學出版社 上卷P279)從此之后幾千年，儒家全面融入體制獲得話語霸權，皇權得到合法性保證，權力和思想在共同利益下串謀。這樣的背景下，《鹽鐵論》的成書，是對 鹽鐵會議的定案，亦標志著中國正統(tǒng)封建經濟思想的確立，缺乏重商精神與批判的意識的經濟思想取得正統(tǒng)地位，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倒退。盡管如此，《鹽鐵論》 還是記錄保存了中國經濟思想的不同見地，此書被郭沫若譽之為“對話體小說”。
四 鹽鐵政策得失
鹽鐵之爭,或謂儒法之爭，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之爭，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之爭，或謂政治派別斗爭，豪族與商賈之爭，外戚與皇權之爭，眾說紛紛,各有成 理，而這正反映了歷史的復雜性，但是最最根本原因是因為鹽鐵政策天子收編桑弘羊孔令這樣的商人作為官員利用國家權將鹽鐵專賣從豪族大賈手中奪來一部分，為 征戰(zhàn)以及災患帶來的國家財政危機買單，算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爭奪，百姓沒有被多加賦稅，此亦幸事。爭論結果看來桑弘羊顯然更勝出一等，但他卻因政治斗爭而于 鹽鐵會議第二年一謀反罪身歿，《漢書.食貨志》記載:“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睔v史的真 相總是曖昧含混，往往史書只是勝利者書寫的，從此桑弘羊在歷史上被長期漠視誤讀。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因此要講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實施時期之有關各方意見之反映。這些意見，才是評判該項制度之利弊得失 的真憑據(jù)與真意見。此種意見，我將稱之曰歷史意見。歷史意見，指的是在那制度實施時代的人們所切身感受而發(fā)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比較真實而客觀” 當時在漢武帝早期財政困難之時，根據(jù)史書統(tǒng)計，他多增了加了很多賦稅如元光六年車算，元朔六年(前123)，賣武功爵，元狩四年(前119)，算車船等 等。其中最令人發(fā)指的是算緡。所謂算緡令規(guī)定:“諸賈人未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意思就是 對商人征收資產稅，每兩千錢交一算也就是120錢，而且宣布隱瞞者家產經舉報“告緡”全部充公，竟“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使得商人中的 中產之家大致破產。這除了是一種明目張膽的剝削之外，也是一種殺雞取卵的危險措施，讓天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yè)”，嚴重挫傷了工商業(yè)的積極性。 而漢武帝后期的財政已經基本從鹽鐵專賣中得到補充之后，算緡才真正被桑弘羊取消。可見邊防危機，國家財政出現(xiàn)虧空時候如果沒有合理性宣泄，那么后果將危機 整個帝國。而鹽鐵政策的主要受損害者，乃是大豪族與大商賈，以今日之眼光審視，到底還是具有歷史合理性的。而在生產力相對低下的時候，國家以國家權力壟斷 工商業(yè)，雖然在當時不失為斂財之術，從長期來看必然是束縛了自由經濟的萌生發(fā)展。
對于桑弘羊的經濟措施， 黃仁宇一針見血指出“并沒有利用商業(yè)組織及商人資本去增進政府的功能，也沒有利用政府威權去扶助商業(yè)之發(fā)展，以便擴大茲后的財源�！鴼v史人物之定性則 不可不考慮當時之局限，所以桑弘羊之經濟思想與經濟措施是局限于歷史環(huán)境的，而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專制國家，掌握著技術以及管理才能的商人資本一直在封建社 會都處于而且只能處于工具地位，即使不斷受到封建正統(tǒng)的攻擊，卻也仍舊一直潛流暗藏，因為誰掌握了他們都會得到巨大幫助，而占有天然壟斷資源的鹽商在中國 歷史上更是不可不提的一個群落，《漢書》中提起的大富豪蜀卓氏，程鄭，魯丙氏等都是靠鹽發(fā)家的，直到唐代白居易還詠道“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 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如�！�。正如胡寄窗所分析的，桑弘羊是比商鞅更為不被后人理解的，他的經濟思想是重商主義 的先驅，他本人則是商人資本的代表人物，即使個人政治斗爭最后失敗，但他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所以，桑弘羊不愧為中國古來一等一的財政家，其經濟思想?yún)s 僅存于反對他的《鹽鐵論》中而得以流傳后世，遺憾或慶幸皆有之，但其所創(chuàng)立的財政體制亦被后世頗多采用借鑒，或許正如他對商鞅之斷語:“所謂明刑而猶無刑 也 ” 此亦足慰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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